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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骨铭心的三次读书生活
 
 
时间:2019-01-30 09:01:22  来源:原石嘴山市十三中学退休校长 岳亚东  录入:惠农区委组织部  点击数:
 

 

我的幼年是幸福的,幸福的像掉进蜜罐罐一般。我生在旧社会,出生的时候父亲还是伪职员,吃着官饷,与岳家梁子的其他农户相比,小日子过的还算殷实。解放后父亲丢官回乡,在娘娘庙小学教书,从小就领着我,来往于岳家梁子和学校之间。娘娘庙门前有一条退水渠,退水渠上架着一座木桥,叫乐土岭子桥,木桥边上住着一个孤老头子,姓田,叫田黄宝。田老汉开着一间不大的一个杂货铺,卖些纸烟洋火煤油咸盐之类,但有一种东西给我的印象很深,就是糖,我最喜欢的,是豆瓣糖和洋糖。那些东西很好吃,我天天缠着父亲给我买。但他买了糖不直接给我,装在兜里勾我的馋虫。他有一个条件,必须会写一个字才给买一块豆瓣糖。如果只认会了而不会写,只能得到一块洋糖,也就是现在的水果糖。所以三岁至五岁之间,我整天只为豆瓣糖和洋糖奋斗着,全然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到了学校我和大学生们一起上课一起写字一起玩耍,因此,当我正式入学读书的时候,已经认识了不少的字。
1955年,我开始正式在娘娘庙小学报名读一年级。那时父亲已经调到友爱小学,也就是下庄子小学的前身教书,担任校长。良好的家庭条件和良好的文化基础让我有一种优越感,对于课堂学习则有一种炒剩饭的感觉,觉得很无聊。离开了父亲的监管,整天无所事事心不在焉,不时做出一些调皮捣蛋和违反校纪校规的事。那时写字算题用的是毛笔或铅笔,父亲给了我一支没有卡子的旧钢笔,那支钢笔是全校最高级的文具,是全校的唯一,也成为我炫耀的资本。有了钢笔便离不开墨水,有一天墨水瓶盖子破了,我在上课的时候用小刀偷偷削一个木棍当瓶塞用,眼睛看着黑板,还得装出认真听讲的样子,下面却偷偷地动作,一不小心刀子打滑,刀刃深深削进手指里,顿时血流如注。我的惨叫惊动了整个学校,因为用力太大,差一点将指头削断。直到现在,左手二拇指上还留着一条清晰的刀痕。
1958年念到四年级的时候,我的噩运降临,我的灾难接踵而来。反右斗争中,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关进了劳教队,后来又翻腾历史打成历史反革命,被判了刑进了劳改队。家里的突然变故,顿时像天塌了一般。过去这个家庭全靠父亲的薪水支撑,父亲不在了,家里立马陷入困境。我那支没有卡子的钢笔因为买不起墨水不得不恢复成铅笔,尽管如此,也经常为笔墨纸张发愁。有一次实在没了办法,我和亚西商量好了,每人背了一个葫芦也就是南瓜到石嘴山去卖。因为是逃学,怕经过乐土岭子桥被老师发现,哥两个脱了衣服下五排水沟趟水过去。沟里水不算大,刚漫过肚脐,但那是冬天,排水沟里流着冰凌,冰碴子割得人生疼。那次的事对我印象很深,也落下了毛病,当时没什么感觉,后来每次阴天两胯就像有许多支针扎一样地疼,我不知什么原因,想来想去,估计是那次下冰河造成的。乐土岭小学是初小,最高能念到三年级,升到四年级的时候,我告别娘娘庙小学,到尾闸小学上完
1961年我14岁,那一年对我十分重要。那年秋天,我考上了中学,被黄渠桥中学录取。我之所以说对我十分重要,不仅仅是我由一个小学生变成了中学生,更重要的是,我由农村户变成了城市户,吃上了国家供应粮。那年仍然是一个没有摆脱饥饿的年代,农村每人每天只有4两粮食,然而我进入中学之后,国库每月供应28斤粮食,外加2斤副食。这是我未曾预料的,这让我欣喜不已。可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。入学后我发现,我又面临着另一个严峻的问题,那就是每月要交9元钱的伙食费。天啊!我从哪里生这9块钱?生产队干一年分不到一分钱,还要倒找,家徒四壁一贫如洗,反对资本主义又不让搞种植业养殖业,丝毫没有额外的经济来源,家庭的贫穷让我陷入深深的困顿之中。物质上的艰难让我备受煎熬,精神上的打击更让我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。我没有自行车,每个周末也就是星期六上完课徒步回家,到家已是掌灯时候,第二天吃完早饭返校。家里实在没有可供我携带的食物,我只能在书包里装一个大糖萝卜,沿着官四渠一直返回学校。就是这个糖萝卜还不能放开了吃,我必须要精打细算,每天切一两片用茶缸子煮了吃,一直吃到周末。在那个饥饿和困难的年代,每次到黄渠桥街上看人家卖三块钱一斤的山芋蛋和一块钱一个饼子,总禁不住要流口水。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上厕所,看见茅坑里掉着二两饭票,两人用棍子挑起来,将那饭票洗净,买了一个馒头分着吃了。那位同学后来当了处级干部,多少年过去了,我俩只要相见,总会谈起那件令人终身难忘的合作。
这样的日子熬了两年,我实在熬不下去,下定决心要辍学。理由很简单,一是想摆脱那个困顿的环境,二是回乡劳动还能挣些工分,给家里减轻点负担。那时候父亲已经刑满释放,听到我中途辍学的想法先是臭骂后是毒打,用棍棒把我赶出家门。他下了狠心,一定要让我把初中读完,拿到一张初中毕业证书。如果有条件,供给我上高中,打锅卖铁都干。对于我来说,那次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也是忍无可忍,很无奈的选择,所以虽然被赶出家门我仍然不走。父亲也下了决心,手提棍棒追着我走。他走我走,他停我停,父子俩就这么较着劲。父亲将我赶了足足有五里路,一直追到寇家桥头,看那架式如果我还不走,可能一直会追到黄渠桥。我看着辍学已无可能,只好含着泪水向学校走去。那一路,我恨死了父亲。后来我有机会考上了国家教师,端上了铁饭碗。回想起来,若不是父亲那次的追打,我拿什么资本上那考场,更别说录用。所以,后来我对于父亲的严苛不仅没有怨恨,更多的是感恩。在父亲得了前列腺增生的日子里,每次都是我送医院并陪床陪医,上大学的时候,我下午扒火车回来到石嘴山市医院,第二天天不亮再扒火车返回银川上课,往复多次。我买了导尿管和液体石蜡,每次在他家里尿蹩的下不来的时候,都是我为他插导尿管,排下尿液解除痛苦。
1981年秋季我考入宁夏教育学院,开始入校进修,修的是中文专业。进了教育学院如同进了一个知识的殿堂,那里有那么多从未见过的书籍,有那么多博学多才的老师,有那么多新奇和未知的东西。我有些如饥似渴以致于手足无措,好像手里提着一条空口袋,什么都想往进装。然而与全班同学比起来,我遇到的困难似乎最大。首先是基础太差,我只有初中学历,高中的门一天都没进过。因此,许多知识得从基础学起,这就需要比同学付出加倍的甚至几倍的努力。其次是我的负担过重,家里只有妻子带着三个孩子,顾了外面顾不了家里,顾了家里顾不了田里,所以我每周必须要回家种责任田。当时银川到惠农的公共车票是三元钱,每月往返八趟就是二十四元,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四十二元,将近花光。因此,每次回家舍不得坐公共车,花五分钱坐四路车到银川火车站,扒上煤车或守车坐到石嘴山火车站下车,再花五分钱从火车站坐到安乐桥,等拉粪的手扶坐回去。每次回家,只花两毛钱。两年学习期间,因为乘坐不花钱的火车几次被乘警抓进治安室,好言求告才被放了出来。至于煤灰扬尘,根本无遐顾及,每次走出车站,就像刚从煤井里爬出来一般。其三是回家太多势必缺课太多,严重影响学业。那时不双休,星期六照常上课。为了多干些农活,星期五上完课我就请假回家,星期一下午才能到校,学院上午上课下午自修,因此又缺了一天的课。这样一来,每周比同学们少上两天课。学院的考试考核制度很严格,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得争分夺秒,在校期间经常处于补课状态。好在我的同桌夏书梅是个热心人也是一把快手,现在北京任《中国航空报》编辑。我不在的时间里,她上每一门课都要同时作两份笔记。为我作的笔记一是为我提供学习资料,二是应付检查缺了笔记视为旷课。学习的负担很重,我们要完成大量的阅读,完成大量的作业,要连篇累牍地背诵古代文学的佳作名篇。因此,每次坐在火车上,我要一心一意地背书。还好,这一切都扛了过去,我以较为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了学业,于1983年7月份毕业。这两年间家里的田也种的很好,可谓学业庄稼双丰收。而我最大的收获是,知识丰富了,视野开阔了,缺憾补上了。可以说,这两年的学习直接影响着我的后半生,影响着我的教学生涯、从政生涯以及文学创作生涯。教育学院学习期间,我有幸加入了宁夏语言学会,专攻方言,这为我后来文学创作中贴切自如地运用方言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。
 
          决定人生之路好两次考试
 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拨乱反正。1978年6月的一天,累了一天的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熟人,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:国家不但恢复高考制度,还要面向社会招考教师,一经录取,便是正式的国家教师。其中有两个条件让我且喜且忧,喜的是这次招考不讲政治条件不讲出身,实行公平竞争;忧的是必须是历届的高中毕业生,或者是社来社去的中专毕业生。当时回乡劳动已经十四年,学过的知识大都忘了,而且考的大都是高中的内容;还有,我只读完初中,根本没有报名资格。这件事在我脑海中斗争了很长时间,我不愿意失去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但过不了硬杠杠又让我一筹莫展。我不甘心,一直到截止报名的前三天,我才下了决心去试一试。费了许多口舌,总算报上了名。此时离考试只有七天时间,我向翻砂厂里请了长假说要出趟远门,实际上住在姨妈家偷偷复习功课。这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,按当时的想法,也就是撞撞运气,我的锅大碗小我知道,就我的条件,是无法和人家同场竞技的。一旦考不上,也不会有人知道。我怕人家笑话我自不量力,我丢不起那人。
那次考试在下营子中学进行,那天天气闷热,我脱去外衣,只穿一件背心,真可谓赤膊上阵。房顶上不停掉落虫蛀的白粉,洒满我的肩背,我全然不顾。答了一会儿试卷我突然发现,监考的老师站在我旁边好久没有离开。我心里有些紧张,但我知道我没有作弊,所以没去理会,只管埋头写我的文章。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,直到后来我录用了我们成了熟人聊起这件事的时候他才告诉我,是我的那篇作文和我不打草稿流利的书写吸引了他感动了他,让他久久不愿离去。他怎么也想不到,一个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农民居然会写出这么好的文章!后来阅卷的老师告诉我,我的那篇作文在几个评判老师间传阅,差点儿得了满分。考完以后我只当作做完了一件事情,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我若无其事地回到翻砂厂,若无其事地翻我的砂,招考教师的事几乎忘却。忽然有一天邮递员送报,顺便交给我一封信,信封的右下角写着“内详”。我忐忐忑忑拆开信封,打开一看,我顿时惊呆了,我不敢相信,手中拿的居然是一张国家教师录用通知书!我热血沸腾,我热泪盈眶,我二话没说,翻上自行车向家中跑去。一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激动,我一个劲地告诫自己,冷静,冷静,再冷静,千万别像范进一样狂喜之后疯掉。
那年,我整整三十岁!
1981年的某一天上面来了通知,宁夏教育学院招生,对象是在岗的中学教师,条件是两年以上教龄,但必须是高中学历。我报了名,也参加了考试,却没报多大希望。因为,全市参加中文专业考试的有五十多人,而录取名额只有一个。考场设在石嘴山二中,考场上我已经见识了同场竞技者们的趾高气扬和高谈阔论,见识了他们的满腹经纶和目中无人,人家的教龄都比我长,与人家比起来,我十分畏缩和相形见拙。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,我悄悄进了考场悄悄答完试卷悄悄走出考场,像刚上完了一节课,显得十分平淡。就在我把考试的事几乎忘却的时候,录取通知书来了。这张通知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,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很显然,我得了第一名。到教育学院报到,那天石嘴山地区去了两个人,另外一个人是李捍国,现任自治区社会和劳动保障厅厅长。后来才知道,他考了第二名,是以少数民族照顾了石嘴山市一个名额被录取的。
回忆往事,浮想联翩。读书给了我知识,考试给了我历练。我不求什么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,我不求什么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我只觉得,有了知识,人活得充实,有了历练,人变得坚韧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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